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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255白小姐一肖中特

  • 关于三家分晋的始末谢谢了

    时间:2019-09-08    来源:本站原创    阅读次数:

  •   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,晋国被韩、赵、魏三家瓜分的事件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年),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。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: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,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……”,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。前376年,韩、赵、魏废晋静公,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。因此韩、赵、魏三国又被合称为“三晋”。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。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,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。

     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,各家大夫都有封地,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。而晋国骊姬之乱时,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,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、公孙为贵族,史称“晋无公族”。到晋成公时以“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,以为公族”,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,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,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。

      晋文公、晋襄公时,狐、赵、先、郤、胥等氏颇有权势,以后又有韩、魏、栾、范、荀氏等强大宗族。春秋中期以后,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。经过激烈兼并,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、魏、韩、范、智、中行氏六家,称为“六卿”。

      春秋末期,范氏、中行氏两家被灭,晋国只剩下智、赵、韩、魏四家卿大夫,其中以智氏最强。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、魏桓子索得土地,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,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,并胁迫韩、魏两家出兵。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。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,引晋水淹灌晋阳城。危急中,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、魏两家倒戈,放水倒灌智伯军营,大破智伯军,擒杀智伯瑶。三家尽灭智氏宗族,瓜分其地。此战为日后“三家分晋”奠定了基础。

      前438年,晋哀公死,晋幽公即位。韩、赵、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,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。从此韩、赵、魏称为三晋。

     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,于心不安,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。但襄子死后,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。赵桓子一年后去世,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,迎赵浣即位,是为赵献子。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,即是赵烈侯。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,是为魏文侯。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,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,是为韩景侯。前403年,由周威烈王册命,与晋侯并列。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。

      “三家分晋”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,战国即由此起始。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,就是从这一年开始,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“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”。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,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。

     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,战国七雄中的韩、赵、魏三国产生了,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,霸权政治结束了,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。

      公元前544年(晋平公十四年),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,同晋国的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相见晤谈后,神奇地预言:“晋国之政,卒归此三家矣。”

     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,韩、赵、魏之外,尚有范、中行、智氏三家。公室卑弱,六卿强大,政在私门。但是,韩、赵、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。

     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,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,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。前458年(晋出公十七年),智氏与赵、韩、魏灭范、中行氏而共分其地;前456年,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。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。

     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,智伯最强,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。晋哀公即位,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,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,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。达到这个目的以后,智伯又设法把范、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,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地位。

      智伯名瑶,是智宣子之子。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,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。智宵同是宣子之子。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,仪表魁伟,武勇善射,多才多艺,能说会道,性格刚毅果决,能挑剔的地方不多,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,道德品质不好。也就是说,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。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,必然会荡家覆宗,毁灭整个家族。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,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。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,在晋国太史处立案,自立一宗,称辅氏。

      智伯继位后,确实大有作为,内政方面灭范、中行二氏,驱逐晋出公,拥立晋哀公,独擅国政;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,两次率军讨郑,战功赫奕,威震诸侯。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,自身“贪而愎”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。贪包括贪得无厌,好大喜功,骄奢淫逸;愎包括刚愎自用,不纳谏言,独断专行。大权独揽之后,使得他骄横跋扈,不可一世。

     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饮,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,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。智国进谏,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。智伯大言不惭地说:“难将由我,我不为为难,谁敢兴之!”似乎韩、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,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。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、赵氏、栾氏、范氏、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,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。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,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。并说:“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,又弗备,曰:‘不敢兴难’,无乃不可乎?夫谁不可喜,谁不可惧?蚁蜂虿,皆能害人,况君相乎?”蚊子、蚂蚁、黄蜂、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,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,能不提防吗?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,依然我行我素。

      智伯结怨最早、最深的还是赵氏,具体地说,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。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,已与智伯积怨甚深。

     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,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。《左传》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(前74年),智伯率军伐郑,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,随军出征,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,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,襄子请智伯先入,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,说:“恶而无勇,何以为子?”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,不敢入城,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,怎么还能做太子!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。《史记。赵世家》记载,晋出公十一年(前464年),智伯伐郑,赵襄子为将领,智伯酒醉之后,给赵襄子灌酒,还殴击襄子。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,襄子劝阻了大家,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,才被父亲立为太子。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。然而返国后,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,要他废除襄子,另立太子。简子不听。

     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,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,企图动摇他的地位。《史记》中所载,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,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。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。襄子名毋恤,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,又是狄人,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。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,受到宠爱。一次,简子对几个儿子说,他把宝符藏在常山(今河北曲阳西北)上,谁先得到有赏。诸子回来俱无所得,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。他说,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,可以吞并代国,这就是宝。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,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,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。于是废太子伯鲁,立毋恤为太子。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,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,从而遏制赵氏。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,能不恨之入骨吗?

      智伯四下结怨,却不自省,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,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。韩康子意欲拒绝,段规劝谏道:“不可。夫知(智)伯之为人也,好利而鸷愎(愎),来请地不与,必加兵于韩矣。君其与之。与之彼狃,又将请地于他国,他国不听,必乡(向)之以兵;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,而待事之变。”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,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,这是他阴鸷、刚愎的本性决定的;另外,他这个人贪得无厌,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,韩家给他一点甜头,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,等到别人拒绝,动起刀兵,那时就有机可乘了。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,先受一点损失,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,又能挑起事端,从中渔利,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,派出使者奉上。

      智伯一计得逞,满心喜悦,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。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,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,桓子说,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,无法答允。任章说:“无故索地,天下必惧;君予之地,知(智)伯必骄。骄而轻敌,邻国惧而相亲。以相亲之兵,待轻敌之国,知(智)氏之命不长矣!”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,智伯索地得逞,会狂傲,狂傲必然轻敌;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,共同对抗智伯。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,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。他还讲了“将欲败之,必姑辅之;将欲取之,必姑与之”的辩证思路,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,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。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,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。

     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,如法炮制,向赵襄子索要蔡、皋狼之地。襄子断然拒绝。智伯索地,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。蚕食不成,即变为鲸吞。智伯当即率领韩、魏二氏,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,意欲一举而翦灭之。

     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,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。但是,退到哪里去呢?臣下建议,长子(今山西长子)城垣厚实,修整完好,距离不远,可以据守。襄子说:“民罢(疲)力以完之,又毙死以守之,其谁与我?”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,如果在那里死守,恐怕民心不稳。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(今河北邯郸市),那里仓库充实。襄子说:“浚民之膏泽以实之,又因而杀之,其谁与我?”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,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,再让人家浴血守城,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?他最后决定:“其晋阳(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)乎!先主之所属(嘱)也,尹铎之所宽也,民必和矣。”

     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,以前邯郸叛乱时,范、中行氏支持叛者,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。襄子所说“尹铎之所宽”,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政策。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,尹铎就专门请示过,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,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?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。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,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,民众得到实惠。襄子所谓“先主之所属”,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:“晋国有 难,而无以尹铎为少,无以晋阳为远,必以为归。”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,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,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。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,撤退到了晋阳。

     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,见城池坚固,府库充实,仓廪丰盈,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。张孟谈告诉他,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,深谋远虑,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,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。于是一切齐备,严阵以待三家来犯。

      前454年(晋哀公三年),智伯率韩、魏二家围攻晋阳,鏖战3个月,仍无法破城。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,决晋水灌向晋阳。围困一年多,城中变为汪洋泽国,“沉灶产蛙”,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;城内人们只好“悬釜而炊”,吊起锅子来做饭;粮食吃完,竟至“易子而食”。然而,“民无叛意”,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。

      晋阳城被水所困,“城不浸者三版(二尺为一版)”。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,踌躇满志,带着魏桓子、韩康子巡视水情,忘乎所以地说: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”魏、韩二人听了这话,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,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(今运城市附近,属魏),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(今临汾市,属韩)。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,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,二人心领神会,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。

      智伯对韩、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,满以为大功垂成,韩、魏二氏不足为虑。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,提醒说:“韩、魏之君必反矣。”智伯不解,郄疵给他解释说,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,攻灭赵氏,三分其地。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,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,反而有忧虑之态。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,那是一定要反的。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,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,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。韩、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,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,离间三家的关系;真是那样的话,韩、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,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,岂不是很愚蠢?智伯相信了韩、魏二君的狡辩。二君出门,郄疵进门,对智伯说,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、魏二君呢?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,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。智伯始终不相信韩、魏两家会反,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,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。

      危城之中,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,要策反韩、魏二君,张孟谈潜出城外,会见二君,说:“臣闻唇亡则齿寒。今知(智)伯帅二国之君伐赵,赵将亡矣,亡则二君为之次矣。”他的说辞一针见血,直指二君的隐忧,赵氏灭亡,紧接着就轮到韩、魏二家了。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,只是担心事机不密,先遭智伯的毒手。张孟谈说:“谋出二君之口,人臣之耳,人莫之知也。”只要不泄漏出去,就不会出问题。于是三人约好日期,共谋智氏。

      赵襄子既与韩、魏二氏联络,约好里应外合,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,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。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,决开河堤,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。赵军从城中杀出,正面冲击智氏之军。智军为水所淹,已乱作一团,韩、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,大败智军,杀死智伯,尽灭智氏之族。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。

      前453年,赵、魏、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。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,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,做了饮器。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,多次行刺赵襄子,甚至不惜毁容易貌,变为癞痢形状,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,在街市上乞讨为生,寻找机会。但是,终于没有成功,遭擒而死。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。

      前437年,晋哀公去世,其子柳继位,是为晋幽公。幽公之时,晋公室已毫无权威,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、赵、魏三家,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。公室只保留了绛(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)与曲沃(今山西闻喜东北)二邑,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。

     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,于心不安,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。但襄子死后,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。桓子一年后去世,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,迎赵浣即位,是为献子。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,即是赵烈侯。

      前403年(周威烈王二十三年,即晋烈公十七年),周王室正式承认韩、赵、魏三家为诸侯,与晋侯并列。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,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战国即由此起始。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,就是从这一年开始,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“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”。

      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,晋国被韩、赵、魏三家瓜分的事件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年),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。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: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,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……”,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。前376年,韩、赵、魏废晋静公,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。因此韩、赵、魏三国又被合称为“三晋”。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。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,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。

     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,各家大夫都有封地,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。而晋国骊姬之乱时,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,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、公孙为贵族,史称“晋无公族”。到晋成公时以“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,以为公族”,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,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,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。

      晋文公、晋襄公时,狐、赵、先、郤、胥等氏颇有权势,以后又有韩、魏、栾、范、荀氏等强大宗族。春秋中期以后,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。经过激烈兼并,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、魏、韩、范、智、中行氏六家,称为“六卿”。

      春秋末期,范氏、中行氏两家被灭,晋国只剩下智、赵、韩、魏四家卿大夫,其中以智氏最强。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、魏桓子索得土地,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,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,并胁迫韩、魏两家出兵。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。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,引晋水淹灌晋阳城。危急中,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、魏两家倒戈,放水倒灌智伯军营,大破智伯军,擒杀智伯瑶。三家尽灭智氏宗族,瓜分其地。此战为日后“三家分晋”奠定了基础。

      前438年,晋哀公死,晋幽公即位。铁算盘五码王,韩、赵、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,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。从此韩、赵、魏称为三晋。

     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,于心不安,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。但襄子死后,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。赵桓子一年后去世,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,迎赵浣即位,是为赵献子。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,即是赵烈侯。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,是为魏文侯。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,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,是为韩景侯。前403年,由周威烈王册命,与晋侯并列。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。

      “三家分晋”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,战国即由此起始。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,就是从这一年开始,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“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”。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,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。

     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,战国七雄中的韩、赵、魏三国产生了,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,霸权政治结束了,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。

      公元前544年(晋平公十四年),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,同晋国的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相见晤谈后,神奇地预言:“晋国之政,卒归此三家矣。”

     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,韩、赵、魏之外,尚有范、中行、智氏三家。公室卑弱,六卿强大,政在私门。但是,韩、赵、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。

     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,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,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。前458年(晋出公十七年),智氏与赵、韩、魏灭范、中行氏而共分其地;前456年,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。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。

     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,智伯最强,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。晋哀公即位,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,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,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。达到这个目的以后,智伯又设法把范、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,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地位。

      智伯名瑶,是智宣子之子。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,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。智宵同是宣子之子。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,仪表魁伟,武勇善射,多才多艺,能说会道,性格刚毅果决,能挑剔的地方不多,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,道德品质不好。也就是说,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。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,必然会荡家覆宗,毁灭整个家族。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,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。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,在晋国太史处立案,自立一宗,称辅氏。

      智伯继位后,确实大有作为,内政方面灭范、中行二氏,驱逐晋出公,拥立晋哀公,独擅国政;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,两次率军讨郑,战功赫奕,威震诸侯。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,自身“贪而愎”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。贪包括贪得无厌,好大喜功,骄奢淫逸;愎包括刚愎自用,不纳谏言,独断专行。大权独揽之后,使得他骄横跋扈,不可一世。

     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饮,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,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。智国进谏,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。智伯大言不惭地说:“难将由我,我不为为难,谁敢兴之!”似乎韩、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,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。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、赵氏、栾氏、范氏、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,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。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,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。并说:“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,又弗备,曰:‘不敢兴难’,无乃不可乎?夫谁不可喜,谁不可惧?蚁蜂虿,皆能害人,况君相乎?”蚊子、蚂蚁、黄蜂、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,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,能不提防吗?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,依然我行我素。

      智伯结怨最早、最深的还是赵氏,具体地说,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。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,已与智伯积怨甚深。

     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,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。《左传》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(前74年),智伯率军伐郑,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,随军出征,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,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,襄子请智伯先入,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,说:“恶而无勇,何以为子?”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,不敢入城,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,怎么还能做太子!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。《史记。赵世家》记载,晋出公十一年(前464年),智伯伐郑,赵襄子为将领,杨红公式心水沦003003,智伯酒醉之后,给赵襄子灌酒,还殴击襄子。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,襄子劝阻了大家,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,才被父亲立为太子。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。然而返国后,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,要他废除襄子,另立太子。简子不听。

     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,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,企图动摇他的地位。《史记》中所载,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,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。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。襄子名毋恤,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,又是狄人,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。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,受到宠爱。一次,简子对几个儿子说,他把宝符藏在常山(今河北曲阳西北)上,谁先得到有赏。诸子回来俱无所得,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。他说,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,可以吞并代国,这就是宝。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,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,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。于是废太子伯鲁,立毋恤为太子。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,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,从而遏制赵氏。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,能不恨之入骨吗?

      智伯四下结怨,却不自省,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,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。韩康子意欲拒绝,段规劝谏道:“不可。夫知(智)伯之为人也,好利而鸷愎(愎),来请地不与,必加兵于韩矣。君其与之。与之彼狃,又将请地于他国,他国不听,必乡(向)之以兵;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,而待事之变。”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,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,这是他阴鸷、刚愎的本性决定的;另外,他这个人贪得无厌,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,韩家给他一点甜头,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,等到别人拒绝,动起刀兵,那时就有机可乘了。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,先受一点损失,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,又能挑起事端,从中渔利,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,派出使者奉上。

      智伯一计得逞,满心喜悦,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。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,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,桓子说,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,无法答允。任章说:“无故索地,天下必惧;君予之地,知(智)伯必骄。骄而轻敌,邻国惧而相亲。以相亲之兵,待轻敌之国,知(智)氏之命不长矣!”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,智伯索地得逞,会狂傲,狂傲必然轻敌;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,共同对抗智伯。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,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。他还讲了“将欲败之,必姑辅之;将欲取之,必姑与之”的辩证思路,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,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。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,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。

     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,如法炮制,向赵襄子索要蔡、皋狼之地。襄子断然拒绝。智伯索地,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。蚕食不成,即变为鲸吞。智伯当即率领韩、魏二氏,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,意欲一举而翦灭之。

     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,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。但是,退到哪里去呢?臣下建议,长子(今山西长子)城垣厚实,修整完好,距离不远,可以据守。襄子说:“民罢(疲)力以完之,又毙死以守之,其谁与我?”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,如果在那里死守,恐怕民心不稳。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(今河北邯郸市),那里仓库充实。襄子说:“浚民之膏泽以实之,又因而杀之,其谁与我?”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,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,再让人家浴血守城,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?他最后决定:“其晋阳(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)乎!先主之所属(嘱)也,尹铎之所宽也,民必和矣。”

     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,以前邯郸叛乱时,范、中行氏支持叛者,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。襄子所说“尹铎之所宽”,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政策。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,尹铎就专门请示过,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,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?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。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,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,民众得到实惠。襄子所谓“先主之所属”,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:“晋国有 难,而无以尹铎为少,无以晋阳为远,必以为归。”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,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,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。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,撤退到了晋阳。

     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,见城池坚固,府库充实,仓廪丰盈,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。张孟谈告诉他,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,深谋远虑,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,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。于是一切齐备,严阵以待三家来犯。

      前454年(晋哀公三年),智伯率韩、魏二家围攻晋阳,鏖战3个月,仍无法破城。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,决晋水灌向晋阳。围困一年多,城中变为汪洋泽国,“沉灶产蛙”,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;城内人们只好“悬釜而炊”,吊起锅子来做饭;粮食吃完,竟至“易子而食”。然而,“民无叛意”,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。

      晋阳城被水所困,“城不浸者三版(二尺为一版)”。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,踌躇满志,带着魏桓子、韩康子巡视水情,忘乎所以地说: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”魏、韩二人听了这话,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,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(今运城市附近,属魏),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(今临汾市,属韩)。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,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,二人心领神会,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。

      智伯对韩、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,满以为大功垂成,韩、魏二氏不足为虑。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,提醒说:“韩、魏之君必反矣。”智伯不解,郄疵给他解释说,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,攻灭赵氏,三分其地。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,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,反而有忧虑之态。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,那是一定要反的。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,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,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。韩、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,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,离间三家的关系;真是那样的话,韩、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,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,岂不是很愚蠢?智伯相信了韩、魏二君的狡辩。二君出门,郄疵进门,对智伯说,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、魏二君呢?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,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。智伯始终不相信韩、魏两家会反,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,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。

      危城之中,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,要策反韩、魏二君,张孟谈潜出城外,会见二君,说:“臣闻唇亡则齿寒。今知(智)伯帅二国之君伐赵,赵将亡矣,亡则二君为之次矣。”他的说辞一针见血,直指二君的隐忧,赵氏灭亡,紧接着就轮到韩、魏二家了。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,只是担心事机不密,先遭智伯的毒手。张孟谈说:“谋出二君之口,人臣之耳,人莫之知也。”只要不泄漏出去,就不会出问题。于是三人约好日期,共谋智氏。

      赵襄子既与韩、魏二氏联络,约好里应外合,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,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。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,决开河堤,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。赵军从城中杀出,正面冲击智氏之军。智军为水所淹,已乱作一团,韩、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,大败智军,杀死智伯,尽灭智氏之族。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。

      前453年,赵、魏、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。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,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,做了饮器。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,多次行刺赵襄子,甚至不惜毁容易貌,变为癞痢形状,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,在街市上乞讨为生,寻找机会。但是,终于没有成功,遭擒而死。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。

      前437年,晋哀公去世,其子柳继位,是为晋幽公。幽公之时,晋公室已毫无权威,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、赵、魏三家,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。公室只保留了绛(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)与曲沃(今山西闻喜东北)二邑,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。

     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,于心不安,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。但襄子死后,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。桓子一年后去世,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,迎赵浣即位,是为献子。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,即是赵烈侯。

      前403年(周威烈王二十三年,即晋烈公十七年),周王室正式承认韩、赵、魏三家为诸侯,与晋侯并列。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,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战国即由此起始。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,就是从这一年开始,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“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”。

      展开全部春秋晚期,晋国的韩、魏、赵三家(三卿),利用旧君刚死、新君幼弱之机,瓜分了公室的土地和户口。这就是春秋大变动时期发生的“三家分晋”的著名历史事件。

      晋国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。周公灭掉唐国以后,将土地分封给周成王的弟弟叔虞。叔虞的儿子继位,改国号为晋。晋在春秋前期发生了几十年的公族内乱。晋国的君主采取不给公族子弟封地和官职的办法.消除了公族内部对君位的威胁。可是,这样一来,政权就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了。春秋中期以后,晋国已经是“政出家门”,由卿大夫主宰一切,国君成了傀儡,甚至被任意杀死或废掉。“家门”主要是指智氏、赵氏、韩氏、魏氏、范氏、中行氏。赵襄子执政时赶走了范氏、中行氏,形成了四卿执政的局面。这四家中,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。

      公元前453年,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,对三家大夫赵襄子、魏桓子、韩康子说:“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,后来被吴、越夺去了霸主地位。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,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。”

     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,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。可是三家心不齐,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;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,也把土地、户口让了。

      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,赵襄子可不答应,说:“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,说什么也不送人。”

      公元前455年,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,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,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,三队人马直奔赵家。

      没有多少日子,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。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,不许交战。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,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,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。

      有一天,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,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,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: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,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,晋阳城不就淹了吗?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,一直通到晋阳,又在上游筑起坝,拦住上游的水。

     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,水坝上的水满了。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。这样,大水就直冲晋阳,灌到城里去了。

      城里的房子被淹了,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,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,人们不得不把锅子挂起来做饭。可是,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,宁可淹死,也不肯投降。

      智伯瑶约韩康子、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。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:“你们看,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?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,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。”

      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,心里暗暗吃惊。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北)、韩家的封邑平阳(今山西临汾县西南)旁边各有一条河道。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,晋水既能淹晋阳,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。

      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,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。赵襄子非常着急,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:“民心固然没变,可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,全城也就保不住了。”

      张孟谈说:“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,是不会心甘情愿的,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。”

      当天晚上,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,先找到了韩康子,再找到魏桓子,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。韩、魏两家正在犹豫,给张孟谈一说,自然都同意了。

      第二天夜里,过了三更,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,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。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,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,再定睛一看,兵营里全是水。他开始还以为大概是堤坝决口,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,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。但是不一会,水势越来越大,把兵营全淹了。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,一霎时,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。赵、韩、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、木筏一齐冲杀过来。智家的兵士,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。智伯瑶全军覆没,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。

      赵、韩、魏三家灭了智家,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,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,韩、赵、魏三家形成了鼎足之势。他们害怕晋公室东山再起,于是便三家分晋,消灭公室,站稳了脚跟。